益出发的利好消息。后世也有不少学者较为肯定地认为五均六管等措施是有积极进步作用的，而且类似的政策曾在武帝时施行，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极好的经验。 可惜，超越时代的王莽大大地触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们的利益。西汉末年，刘汉宗室人口已经繁衍到了十万之众。他们累代豪族，在地方上势力根深蒂固，占有的土地和控制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许多豪族都广蓄宾客，拥有庞大的私家武装。得罪社会地位举足轻重的他们，实在是不明智的事，即使你拥有再多道义上的优势。 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大地主豪强激烈地反对王田制，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远超过了规定数额，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 而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恢复土地和奴婢买卖的合法性，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占有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豪强们反击的速度，远远高于纳税人自己反应过来王莽是在为自己谋福利的速度。王田制的实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而新税制的名目多如牛毛，搜刮之苛刻更为惊人，结果“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这时，一场主角几乎尽是各豪族大姓的暴-乱爆发了。有人统计过，当时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只占29%，而豪强大姓却占了71%。 那时已经68岁的王皇帝甚至来不及收到广大纳税人们读懂了他的王命的反馈，还在悲凉地哭号着“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殓灭众贼？既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之时，就被乱兵所杀。令他稍稍宽心的是，一如当年就拥有满山遍野的真心拥戴一样，他死后仍然有数千位知识分子，追随他跌落的王冠，正气凛然地自刎相陪。而王莽这一场根本没有真正开始的改革，也便在数不尽的不解和谩骂中，开始了它长达两千多年的观念旅行：一个“民选的皇帝”，又被身份、利益、素质和动机全然不明的“民”所淘汰。 虽然有相当的创意，甚至出现了中国所得税的萌芽，王莽的改革却终因其可疑、可叹甚至可耻的失败，而被人嗤之以鼻。人们所不愿知道的是，理想主义的王莽，其实比他们能够想象的人格，都要伟大得多。有句话说“王莽恭谦未篡时”，其实李曜心底里一直认为，一个代汉而死的人，何篡之有呢？当年不是万众齐心非要让他来当这个皇帝的么？就如那代替赵氏孤儿去死的程家少年，你能说他是“抄袭”么？ 如果他的措施真正能够推广开来，广大纳税人是不需要通过非人的手段(如战争、瘟疫)就可以过上美好生活的。可即使是那些纳税人，最终却是毫不犹豫地对他们理论上的恩人举起了屠刀。 为什么？ 为什么？ 关键在于推广失败。 而推广失败，则是因为这些制度从根本上触动甚至是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李曜如今的试探性改革——《新城扩建令》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去触动大唐统治阶层的利益，反而为他们谋利。当然，与此同时，也想方设法“夹带私货”，以便让老百姓过得更好。 门阀世家、地主豪强，这些人组成了大唐的统治阶层，新城扩建令便是一次为他们谋利的改革。 《新城扩建令》规定，出资参与建设东升新城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享受新城建成之后的利润所得。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你哪怕只投资了一贯钱甚至一文钱，你也是股东，也有分得利润的机会。然而李曜同时又规定，最低一股为三千贯。三千贯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完全是个天文数字，连想都不敢想。 然而，对于那些世家大族、地主豪强而言，三千贯算得了什么？他们觉得，以李曜敛财的能力，投资三千贯，一年说不定就能回本，何乐而不为？就算一年不能，两年可以吧？三年可以吧？总归是赚的，而且一定比地里那点地租要赚得多。 因为有这个基础在，李曜相信，他们这些人不太可能抵-制《新城扩建令》。但是他要的可不止是让这些豪门世家“不抵-制”。从根本上来说，李曜是希望让底层民众因此受益，而这并非不可能。 建设总需要人，建设完了，工厂投产也需要人，按照后世的理念来看，这就是“提供就业岗位”，而在这些人开始在东升新城做事甚至落户安家之后，必然又会出现一些诸如茶楼酒肆、餐馆旅店之类的生活配套设施，又能养活不少人，因此这对于稳定社会环境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君不见后世的某些资本主义发达m.024ＬｑＴ.COM